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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關村:以管理創新推動科技創新

發布時間:202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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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使全球各主要國家再次意識到創新對于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危機之后,美國、日本、歐盟等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為了在未來世界格局中占據有利地位,紛紛做出重大戰略部署,圍繞新一輪戰略性新興產業展開激烈角逐。

  美國為在新能源、節能環保、智慧地球、干細胞等領域取得突破,要將研發投入提高到GDP的3%,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歐盟宣布到2013年前投資1050億歐元發展“綠色經濟”;德國批準總額為5億歐元的電動汽車研發計劃預算。

  對中國,以創新推動經濟無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為增強,但總體上仍然是發展中國家,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同時,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面臨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國際形勢不穩定等諸多壓力,推進經濟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內生增長”轉變成為必然選擇。

  與此同時,我國改革開放已取得了積極成效,難度系數相對較小的改革都已觸及,改革已經逐漸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企業產權制度、投資融資體制、企業信用建設、知識產權保護、股權激勵機制、行政管理體制等方面都要逐漸改進,以進一步完善推動創新發展的外部環境。

  作為中國最早建設也是目前最成熟的高新技術園區之一,“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擁有密集的科教智力資源,創新能力強、產業基礎好,是我國技術創新的源頭和體制機制先行先試區,也是我國搶占國際經濟科技競爭制高點的前沿陣地。

  在新一輪產業競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推動中關村的發展,使其能夠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推出新舉措,實現新突破,將為隨后的改革攻堅積累豐富的經驗。

  以管理創新推動空間資源整合

  經過十余年的快速發展,中關村已經形成了“一區十園”的空間布局,總面積超過232平方公里。當前,中關村還在進行新一輪的范圍調整,調整后的范圍將基本覆蓋北京所有可開發的產業用地。但占地面積的簡單增加,并不意味著中關村發展中的空間資源束縛已經消失或者緩解。

  由于缺乏成規模、大體量的空間資源,園區發展面臨“有項目難落地”和“有空間沒項目”的兩難困境。究其原因在于管理體制不順。國內部分高新技術園區針對空間資源行政分割問題所進行的積極探索,值得中關村吸收借鑒。

  武漢東湖高新區采用“托管”模式,實現了管委會對于托管區域的高效管理,即由管委會對托管區實行統一管理,相應的行政職能由各職能部門設在高新區的派出機構行使,區域內村級組織等機構整建制或部分移交高新區管理。

  青島高新區將管理和工作重心集中到“一區”(青島高科技工業園區),市委、市政府賦予高新區市級經濟管理權限,由高新區工委、管委作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機構,對園區實施規劃建設、基礎設施、產業布局、行政管理等“四統一”管理,所有管理、審批、上報事項,都要在管委會實行“一門受理、一次辦結”;對于原有的“多園”(黃島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市北新產業園、市南軟件園等園區)繼續進行宏觀協調指導。這種對于園區管理體制的重大創新,使得園區工作有了真正的“抓手”,落到了實處,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引進落地效果非常顯著。

  未來,中關村示范區管委會要及時借鑒其他地區成功經驗,以構建高效運行的園區管理體制和機制為突破口,大手筆整合空間資源,形成實現土地與項目真正對接的空間載體,加速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形成。

  在充分利用空間資源的情況下,中關村也要進一步整合利用中央企業以及大中專院校的資源。中關村科學城要打造高效運作的央地創新合作平臺,推動央院、央校、央企和民企的協調創新。從創新開始,為實現真正的“國進民進”奠定外部環境基礎。

  未來科技城要以先期入駐的神華集團等15家大型央企研發機構為基礎,吸引一批行業領先的大型民營企業入駐,將其建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本土企業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基地。

  北部研發服務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帶要以生命科學園、昌平園、未來科技城等為依托,打造跨行政區的高端產業功能區。南部高技術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帶要進一步深度整合亦莊、大興為主體的城市南部產業空間資源,將其打造成為高端制造業發展和對外輻射合作的重要承載區。

  同時,要加強各區縣同類或相關特色產業聚集區在“規劃銜接、產業鏈配套、功能鏈互補、資源整合”等方面的協同部署,重點打造移動通信、數字電視、軟件與信息服務、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等一批特色產業基地。

  中關村也要創新區域產業合作模式,完善大區域產業鏈條,積極發揮中關村在科技創新上的輻射作用。中關村要抓住“環首都經濟圈”建設契機,深化京津冀經濟合作和產業對接,強化京津冀三地在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軟件、生物醫藥等重點領域分工協作,加速推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完善大區域產業鏈條。探索以技術入股其他區域企業等創新合作模式,形成技術提供者與購買者長期合作機制,促進中關村與其他區域聯動發展。

  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市場

  沒有一定規模的產業支撐,沒有世界級大企業的發展,就難以形成全球競爭優勢。中關村要瞄準國際前沿技術和產業發展趨勢,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做大做強的突破口。

  近年來,北京市科技成果轉化的經驗表明:在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密切相聯的市政、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科技成果轉化相對容易,政府采購、政府應用能夠快速提升市場總需求,從而為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最初的動力。美國、韓國等政府也常常使用這種手段培育新興產業。1994年,美國政府確定在5年內重點扶持5個特定技術領域的研發和市場化,為此投入90億美元,以政府采購的形式購買相關的高新技術產品。

  未來,中關村示范區管理部門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

  一是將戰略性新興產業自主創新產品優先納入國家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在電子政務、智能交通、智慧醫療、建筑節能改造、生態環保等領域,通過實施首購、訂購、首臺(套)重大技術裝備試驗和示范項目、推廣應用等措施,支持示范區新技術研發、自主創新產品市場推廣,強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

  二是鼓勵在三網融合、云計算、物聯網、風能、太陽能、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組織開展一批具有標志性和影響力的行業關鍵技術應用和示范工程。

  三是在物聯網、節能環保服務、新能源應用、信息服務、新能源汽車推廣等領域,支持企業發展有利于擴大市場需求的專業服務、增值服務等新業態。

  面對新形勢和新要求,中關村示范區要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中關村示范區建設的相關支持政策,用足、用好各項先行先試政策,完善和優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環境。具體而言,則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開展金融創新試點。繼續深化中關村代辦股份報價轉讓試點,完善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公開轉讓制度,支持銀行開展信用貸款、知識產權質押貸款、股權質押貸款、產業鏈融資、信用保險和貿易融資等科技金融業務創新試點。

  二是加速科技成果產業化。成立重大科技產業化項目審批聯席會,設立專項支持資金,重點支持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科技基礎設施,積極對接國家高技術產業化項目和示范工程,建設一批國家級高技術產業基地;大力支持智力要素和技術要素以股權、分紅等多種形式參與創新收益分配,釋放創新活力,促進創新成果產業化。

  三是推動科技管理體制改革。中關村示范區應當積極貫徹落實國務院支持示范區發展的“1+6”政策,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求,重點開展科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權改革試點、股權激勵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中央單位股權激勵試點、科研經費分配管理體制改革試點等工作。

  在新世紀新階段,中關村面臨著新的發展形勢,也承擔著更加艱巨的發展任務。但只要我們能夠抓住時機,更加堅定地推進自主創新,十年后的中關村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和貢獻將不可限量。

  山寨是創新嗎?

  這貌似一個簡單至極的問題:既然都“山寨”了,怎么可能還是創新?李開復最近就遭遇到這樣的尷尬。“創新工場”首批項目甫一推出,就受到廣泛質疑。因為,在這些首批得到資金支持的項目中,幾乎每個項目背后都有硅谷的影子在舞動。

  網友“麻花藤”甚至專門制作了一個名為“模仿工場”的網站來諷刺李開復。該網站的頁面設計與創新工場幾乎完全相同,不同之處在于網頁上除了列出創新工場推出的項目之外,還將這些項目的硅谷原型也分列其上,以資比照。

  圍繞中國“山寨”的爭議由來已久。

  反對者振振有詞,而且極易因為人們對于強大的無盡渴望而無限放大。他們認為,盡管“山寨”的出現確實說明某個經濟體正在對世界潮流進行持續的關注和學習,但無論如何不能將這種行為劃入創新的范疇之內。

  作為創新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熊彼特的一個分類方法更是被頻繁引用,以證明這一觀點的正確。熊彼特認為,如果A首次在一種環境中引入一種創新,而B則將這種創新引入另一個商業環境。那么,A是創新者,而B則是模仿者。

  但硬幣的另一面,則另有一番景象。

  同樣根據熊彼特的觀點,創新可以劃分為5種類型,即新產品、新的生產方法、新的供應源、新的市場以及新的企業組織方式。而在“首次商業化”與“復制并將成果轉移至新的商業環境”的過程中,毫無疑問存在巨大的不同。

  人人網被稱為中國的Facebook,優酷網則被稱為中國的Youtube。但其實,人人網與Facebook的相似之處僅在于他們都是社交網站,優酷網與Youtube之間的相似之處也僅限于他們都在向社會提供視頻內容。而在更為重要的盈利模式上,這些中國科技后生與他們的美國前輩之間幾乎難見任何共同點。

  爭論的焦點其實在于界定什么是創新。這是一個貌似簡單而實際上非常復雜的問題,復雜到幾乎沒人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復雜到人們常常簡單粗暴地將某些事物劃入或者剔除出創新的版圖而不自知。

  有時,描述一個復雜現象的簡單辦法就是清晰地指出什么不屬于這類復雜現象。美國學者斯托克斯就用這種方法提出了著名的“線性模型”概念,來描述一個流傳甚廣但他們認定是錯誤的創新概念。

  “線性模型”源自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科學顧問萬尼瓦爾·布什。這種觀點認為創新是應用科學,因而可以按照既定的順序進行,即研究、開發、生產和營銷。既然先進行研究,研究就很容易被認為是關鍵要素。

  但斯托克斯認為,這個模型存在至少兩個重大的問題。

  首先,“線性模型”只適用于現實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創新。確實有部分創新源自科學上的突破,但更多的創新還是來自于對現有市場的反饋以及對現有知識和技術的評估與整合。只有當后一種辦法擱淺時,人們才會訴諸于前一種方法。

  40多年前,針對英國科研論文的興盛和經濟的低迷,英國經濟學家卡特和威廉姆斯就曾警告說,“過度的科研活動,從事增加知識積累工作的科技人員比例過大,而從事知識應用工作的科技人員比例過小,都容易阻礙經濟增長。”

  其次,“線性模型”忽視了創新過程各階段之間的反饋與循環。每一個階段的失敗都有可能導致對前一階段的重新設計,而這就有可能帶來另外一種全新的創新的誕生。

  在基于新技術與已有技術的差異程度對創新活動進行分類時,熊彼特將創新劃分為“漸進性創新”和“根本性創新”,并對后者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隨后的研究發現,漸進性創新的累積影響與根本性創新的影響幾乎完全相同。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要實現根本性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需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依靠相當多的漸進性創新才可以。

  因此,以“山寨”為代表的技術轉移和擴散不但可以被視為創新,甚至還在最初創新成果實現效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早在1986年,以研究創新而聞名于世的學者布萊恩和羅森博格就曾經指出,許多經濟上有價值的創新都發生在產品的擴散過程中。因為在將某個事物引入到一個新環境的過程中,需要進行大量具有決定意義的調整。

  “大部分重要的創新在其生命周期中都經歷了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經常完全改變了它們在孕育過程中所被賦予的經濟意義。在發明第一次導入之后,其后續改進帶來的經濟效益可能會超過這項原始發明”。正所謂“天下創新一大抄,看你會抄不會抄”,作為在自主創新的過程中信步前行的中國科技企業而言,布萊恩和羅森博格的上述言論或可用來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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